普通話（Standard Mandarin/Putonghua）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，以北方話（官話）為基礎方言，以典范的現(xiàn)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(guī)范的現(xiàn)代標準漢語。 普通話作為聯(lián)合國工作語言之一，已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和外國人學習中文的首選語言。截至2015年，中國70%人口具備普通話應用能力，尚有約4億人只局限于聽懂的單向交流。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攻堅工程實施方案》計劃“到2020年，在全國范圍內基本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”，具體為全國普通話普及率平均達到80%以上。
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,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,以典范的現(xiàn)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(guī)范的現(xiàn)代漢民族共同語。普通話的“普通”是“普遍通行”和“共通”的意思。
普通話“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”,指的是北京話的語音系統(tǒng),并不是把北京話的一切讀法全部照搬,北京話并不等于普通話。北京話有許多土音,一些北京人的語言中還有異讀現(xiàn)象,在學習普通話時,應該多查字典、詞典等工具書,有條件的還可查閱《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》。
普通話以“北方話為基礎方言”,詞匯主要來源于北方話,但北方話詞匯中也有許多土語成分。例如把“肥皂”說成“胰子”等。所以,不是所有北方話的詞語都能作為普通話的詞語,只有經過選擇以后才能成為普通話詞語。
普通話除了有語音和詞匯上的標準外,還有語法的標準。學習普通話要從語音、詞匯、語法三方面同時進行,特別是語音,要多花些功夫。
(摘自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知識手冊》)
“普通話”這個詞早在清末就出現(xiàn)了。1902年，學者吳汝綸去日本考察，日本人曾向他建議中國應該推行國語教育來統(tǒng)一語言。在談話中就曾提到“普通話”這一名稱。1904年，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學日本時，曾與留日學生組織了一個“演說聯(lián)系會”，擬定了一份簡章，在這份簡章中就出現(xiàn)了“普通話”的名稱。1906年，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《江蘇新字母》一書中把漢語分為“國文”（文言文）、“普通話”和“俗語”（方言），他不僅提出了“普通話”的名稱，而且明確地給“普通話”下了定義：“各省通行之話。”后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“普通話”的說法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瞿秋白在《鬼門關以外的戰(zhàn)爭》一文中提出，“文學革命的任務，決不止于創(chuàng)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，它應當替中國建立現(xiàn)代的普通話的文腔。”“現(xiàn)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，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，現(xiàn)代‘人話’的，多音節(jié)的，有結尾的……”并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。經“五四”以來的白話文運動、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，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并鞏固下來。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確定現(xiàn)代標準漢語由國語改稱普通話。
普通話是現(xiàn)代標準漢語的另一個稱呼，各國都有自己的通用語言（官方用語、首都官話）——無論美國、俄羅斯、印度等國，都是語言方言眾多而推行各國的標準用語以利于人們廣泛交通。中國的國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，即漢語普通話，是中國歷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（區(qū)別于首都胡同音）。要區(qū)別三個概念：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話，首都胡同音，修正型的首都雅音。
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、經濟和文化中心，前后歷時八百多年。由于經濟政治的集中，北京話的影響逐漸增大，地位日益重要。一方面，北京話作為官方的通用語言傳播到全國各地，成為“官話”，“官話”也就逐漸成了各方言區(qū)之間共同使用的“共同語”；另一方面，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白話文學作品，特別是元明以來的戲曲，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話的影響。這樣，北京話就為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到了清朝末年，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、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漢民族共同語實際上已經形成。新中國的普通話以北京官話語音（區(qū)別于北京胡同話）為基礎音，加以部分修正（主要是吸收灤平話的特點如直接、清晰、明確）。以灤平話為主要標準——灤平話是北京官話的推行區(qū)、記錄區(qū)，小小區(qū)別于北京胡同話。
普通話是規(guī)范化的，是中國法定的全國通用語言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第19條規(guī)定：“國家推廣使用普通話”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》確立了普通話和規(guī)范漢字的“國家通用語言文字”的法定地位。
